那样地深刻，以至于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骤然攫住了我的整个灵魂，而且我的两肺仿佛仍然缺氧似的！
与此同时，尼摩艇长正一动不动地在默默思考。显然，有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，不过，看样子又被他否定了。他自己对自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。最后，从他嘴里终于漏出了这样一个词：
“沸水！”他讷讷地说。
“沸水？”我大声反问。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们被封闭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。鹦鹉螺号的水泵不停地吐出的沸水难道不能提高我们周围的水温，延缓海水的凝固吗？”
“不妨试试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“让我们试试吧，教授先生。”
温度表上指示的舱外水温是零下七度。尼摩艇长领我来到厨房。在厨房里，采用蒸馏法制造饮用水的巨大蒸馏器正在运转。蒸馏器盛满了海水，热水器通过放置在水中的蛇皮管向海水释放热能。几分钟以后，海水的温度就能达到100度。然后，沸水被送到水泵，冷水又取而代之。热水器能释放强大的热能，从海里汲取的冷水只要通过热水器，流到泵体里时就变成了沸水。
排放沸水开始了。三小时以后，温度表上指示的舱外水温是零下六度。水温已经升高了一度。又过了两小时，温度计指示的温度只有零下四度了。
“我们会成功的。”通过多次观察对这项实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跟踪和控制以后，我对尼摩艇长说道。
“我也这么认为，”他回答我说，“我们不会被压死了，还需要担心的只是缺氧窒息问题。”
夜里，水温上升到了零下一度，沸水也无法把水温再升高一度。不过，由于海水只有在水温达到零下二度时才会凝结，我终于不用再为海水凝固问题担心了。
第二天，三月二十七日，我们已经挖了一个六米深的大坑，还只剩下四米了，相当于四十八小时的工程量。鹦鹉螺号舱里的空气再也不可能更换了，因此只会变得更加糟糕。
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压迫着我。下午三点左右，我胸口的沉闷感发展到了强烈的程度，哈欠一个接着一个，打得我的颌骨都快要脱臼了。我的两肺不停地喘息着，在寻觅呼吸不可或缺的助燃气体，而这种气体在鹦鹉螺号舱里变得越来越稀缺。我开始精神麻木。我有气无力地瘫睡着，几乎失去了知觉。我的朋友龚赛伊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，但一直守在我身旁，握着我的手，不断地鼓励我。我还能听到他低声说话：
“咳，要是我能够不呼吸，把空气让给先生，那该有多好！”
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。
虽然我们在舱里的情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，但是轮到我们换上潜水服干活时个个表现得那么急切，人人都感到幸运！铁镐敲得冰层叮当直响。我们的臂膀挥累了，手掌磨破了皮。可是，这些劳累又算得了什么，这些伤痛又有什么关系！有维持生命的空气进入肺叶，我们在尽情地呼吸，贪婪地呼吸！
然而，没有人超时在水里干活。完成任务以后，人人都把救命的储气舱交给气喘吁吁的同伴。尼摩艇长以身作则，带头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。时间一到，他就把储气舱交给别人，自己便回到舱里混浊的空气中。他始终是那么的镇静，毫无怨言，精神抖擞。
这一天，大伙的劲头比往常更足，只剩下两米了，我们和流水才相距两米。可是，储气舱几乎都空了。仅剩的一点儿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，鹦鹉螺号舱里不能再供给一个氧分子！
当我回到舱里时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多么难熬的夜晚！我不知怎样来描绘。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。第二天，我感到呼吸困难。头疼再加上头昏眼花，我变得像个醉鬼似的。我的两个同伴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有几个船员已经奄奄一息。
那天，我们被困的第六天，尼摩艇长嫌用铁镐和铁锹挖得太慢，决定把分隔我们和流水的冰层压碎。他这个人始终保持着镇静和充沛的精力，并用精神力量来制服肉体上的疼痛。他始终在思考、策划和付诸实施。
于是，根据艇长的命令，潜艇减轻了负荷，也就是说，通过改变比重离开了冰层。潜艇浮起来以后，我们就拖它到按照它的吃水线挖的大坑里。然后，往储水舱里罐水，潜艇就下沉嵌入冰坑里。
这时，全体船组人员都回到了舱里，与外界相通的双重门也已经关上。于是，鹦鹉螺号就被搁在了不到一米厚、并且被钎子凿得千疮百孔的冰层上。
储水舱的阀门大开，100立方米的海水涌进了储水舱，鹦鹉螺号的负荷因此而增加了十万公斤。
我们在等待，我们在倾听，忘记了身上的疼痛，仍然满怀着希望。我们把脱险的宝押在了这最后一招上。
尽管我脑袋嗡嗡作响，不过，我很快就听到了鹦鹉螺号船体下传出的颤动声。船体开始有点倾斜。冰层崩裂了，发出了奇特的响声，很像纸张被撕破的声音，而鹦鹉螺号则陷了下去。
“我们成功了！”龚赛伊贴着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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