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在的，这帮明军与倭寇交手，也相当不容易的。有时准备偷袭，早有人向倭寇密报了军情。倭寇的成分太复杂，有的就是地方老百姓，有的与官员有联系。偶尔仗打得很顺，倭寇又使坏，败逃时竟不扔障碍物，而是扔下钱物。银子那么小，根本不好找，明军将士不得不停下来，仔细地搜索草丛。
这几十年，北起辽东，南至广东雷州、海南，“倭寇”的侵扰遍及中国沿海各省，还深入内地，连留都南京都一度告急。更要命的是一支六七十人的“倭寇”，竟将几万人的明军从海边追到今安徽境内——不是全方位的腐败，倭寇问题也等不到戚继光出马。戚继光的英雄之花，正是开放在王朝腐败的土壤之上！
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，戚继光犹豫了。
六、高危的险棋
戚继光思考的结果，就是重新练兵。
申请报告送到胡宗宪那里，胡总督大约批的是两个字：同意！
一来一往，太简单了。其实，胆小的早吓死了。
按照明朝的军制，军官的培训是都督府的事，士兵的训练是卫所的事。军官的职责就是带兵打仗，需要多少兵由兵部负责解决。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，是真有异志的坏人混进军队，只能当个光杆司令，没有办法带人造反。
戚继光要招兵训练，那是胆儿够肥的。胡宗宪胆敢批准，那也是和尚打伞。万一出了差错，两人得脑袋一起搬家。就算不出差错，还要看自己运气如何——看有没有人举报。当然，眼下属于特殊时期，真有人举报，得看胡宗宪应对危机的能力：或大祸临头，或大功在手。两个极端，都很正常。
在“戚家军”名震天下后，“状元军”就曾轰动过一时。
淮安人沈坤，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状元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因为母亲去世，沈状元丁忧在家，恰逢倭寇进犯。出于保家卫国的良好愿望，沈状元散尽家财，招募了千余名兵丁，打得倭寇够呛，百姓称之为“状元军”。“状元军”只红火了一年，第二年，沈状元的父母官淮安太守范槚等，即举报沈坤“私自团练乡勇，图谋背叛朝廷”。结果，奖状没拿到，逮捕证到了，沈状元被捕入狱，最终被杀头。沈坤没有进入正史，他有个朋友吴承恩，就是写《西游记》的那位。吴承恩为沈坤的遭遇愤愤不平，便是拿沈坤与戚继光作对比的结果。
胡宗宪对戚继光的想法也有点不放心，因为浙江人当兵打仗是个弱项。戚继光的回答是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堂堂全浙，岂无材勇！”戚继光怎么这么自信呢？全是缘分。
戚继光的朋友中，有一位后人知之甚少的汪道昆，戚继光的诸多轶事便是出自这位朋友的著述。汪道昆（1525-1593），字伯玉，号南溟，又号太函，歙县人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。汪道昆仕途的第一站，便是义乌知县，后调任兵部。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时，汪道昆又任福建副使。汪道昆帮助戚继光筹谋策划，大胆招募“义乌兵”。
汪道昆与戚继光共同看好“义乌兵”，是因为这里太穷。
在浙江，义乌属于贫困山区，民风剽悍，人能吃苦，也不怕死。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，义乌人与永康人为争夺开矿权，一打就是四个月，双方死伤二千余人。双方打起来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前面人倒下，后面的接着上，并且极具义气，谁家死了人谁家抬回去，不计较抚恤费。
戚继光看中的正是这些矿工，并且还要挑。
戚继光的招兵条件不仅苛刻，简直有点欺负人。归纳起来，主要是这么三条：
一是看出身。城里人不要，比较奸猾。在政府机关混过的，肯定油条，当然不行。必须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，不怎么说话，擅长埋头苦干。
二是看体质。身强力壮，有胆气血性。身材不能太高，但手脚要长，肌肉结实，四十岁以内，不能长得太白。
三是看智商。人要老实，智商太高的不要，太低的也不要。关键是能听懂首长的命令。首长命令之外的话，最好一句听不懂。尤其是绝对不能怕对手，但怕首长又是必须的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如此严苛的征兵条件，戚继光居然顺利地招到了四千多人。
对这些入伍的新兵，戚继光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培训。因为前面征兵条件的限制，戚将军的动员报告只能作百十字：
“诸位都听了：凡你们当兵之日，是要拿饷银的。刮风下雨，袖手高坐，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。但你要记得，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，你在家种地辛苦，现在不用你劳动，白养你几年，不过望你上阵杀敌。你不肯杀敌，养你何用？”
接下来，戚将军要进行他特殊的军训。
七、残酷的兵法
创新从来就是制胜的法宝。多次的失败，迫使戚继光在这支队伍中实行全面的兵器与战术改良。戚氏兵法，猛而狠。没有猛药，治不了顽症。
倭寇的利器是倭刀。倭刀属于加长型的日本军刀，长有五尺。明代一尺约为32厘米，与今市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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